2021年5月24日，采购与招投标党支部组织教职工在第二教学楼221室，由曾珺华老师领学“党史微课”《百炼成钢：中国共产党的100年》：第十四集《遵义会议》、第十五集《大会师》。

《遵义会议》讲述了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渡过湘江后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.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当时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、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，但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，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。紧要关头，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。随后的猴场会议上，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、李德的军事指挥权。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点，在遵义城中国民党军阀师长柏辉章的柏公馆二楼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报告。他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。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，指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主要原因，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，并主动承担了责任。张闻天作反对“左”倾军事错误的“反报告”，比较系统批评了博古、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。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，从《水浒传》到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，从“保守主义”“逃跑主义”，到“拼命主义”，侃侃而谈、诙谐幽默。最后，毛泽东的发言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，他说“不考虑战士要走路、要吃饭、也要睡觉，也不问走的是山路、平原还是河道，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，限定时间打，当然打不好。”带伤参会的王稼祥发言，批评博古、李德的错误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，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。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，同意张闻天、毛泽东等人的意见。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“三人团”，决定仍由朱德、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。会后，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，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，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。3月中旬，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新“三人团”，周恩来为团长，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。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，“没有遵义会议，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。”1935年2月底，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，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——娄山关，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。战斗结束后，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，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，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

《大会师》讲述了1975年，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找来《长征组歌》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时光。长征，是周恩来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更是鼓舞他与病痛作斗争的巨大力量。近些年经过考证踏勘发现，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中翻过的雪山，仅4000米以上的就有20多座。1935年6月12日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会师。6月18日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，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，总兵力达10万余人，红军实力增强士气旺盛。8月初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；朱德、张国焘、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。8月21日，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，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，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。然而，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，公然向党争权，不愿北上， 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毛泽东等连夜率红一、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。9月12日，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，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，将北上红军改称“陕甘支队”。9月17日，陕甘支队突破川陕边界天险腊子口，随后占领哈达铺。此时，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红25军已经到达陕甘根据地，与当地红26军、红27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，打破敌人的重兵“围剿”，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。10月19日，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，中央红军主力纵横11个省，行程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。张国焘在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。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、贺龙领导的红二、红六军团，在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。党中央指定红二、红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，由贺龙任总指挥，任弼时任政委。10月9日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，同一方面军会合。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（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），同红一方面军会合。至此，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，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。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。红军长征，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，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。

最后，部门全体员工深入学习了《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》。